（二）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通过这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会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中央政治局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及时向全军传达、贯彻。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红军作战指挥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力争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命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川滇敌军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这时红军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再占遵义城。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的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打击了敌军气焰，鼓舞了红军斗志。经过激烈战斗攻占娄山关，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敌军为夺回失去的主阵地，兵力增加到六个团，组织多次反扑，均被红军击退。蒋介石在打了败仗之后，调整部署，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红军突然又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这时正在贵阳督战，红军出乎意料的行动，使他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前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北上，于5月上旬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