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军的入侵影响着国共彼此之间的判断，亦为调整国共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因为团结抗敌是当下急需。1944年刚开年，毛泽东便约见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郭仲容汇报与毛泽东的谈话后不久，国民党军令部复电，欢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赴渝。针对重庆方面释放的信号，2月4日，毛泽东致电驻重庆的中共代表：“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

谈判已成必然，国民党开始紧锣密鼓布置起来。3月10日，蒋介石确定了谈判方针，即政治放宽，军事从严，并派出张治中和王世杰与共产党谈判。蒋介石选择张、王二人，其实用心良苦。张治中长期参与国共交涉，王世杰与中共打交道亦多年，均是熟悉中共、谈判经验丰富之人。当然，蒋介石有更深的用心，他要求在西安谈判，以便自己掌握主动权，并要何应钦起草了《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观其内容，实质为“政令统一”，比如将第18集团军增编为两个军，不准在编制外另设支队及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一律取消；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行政机构称陕西行政公署，隶属行政院，行署主任由中央简派等。

5月2日，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同时到达西安。两天后会谈开始，至11日进行了五次会谈。在提出的五点要求均遭拒绝后，中共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答应了国民党先谈军事和边区问题的要求。军事上，依据现在的实力，中共提出先编6个军18个师，国民党只同意4个军12个师；边区问题上，中共要求边区辖区和民主制度不变。国民党则要求把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实行国民政府的法令，实则拒绝了民主。第五次会谈时，双方商定将各自意见整理出来，双方代表均签字后，交由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但事与愿违，中共代表林伯渠按约签字后，国民党代表却拒绝签字。17日，双方谈判代表齐飞重庆继续谈判。

如若没有诚意，换地方谈判亦会是无果而终。重庆谈判正可证明。国民党本就对谈判不抱希望，只是将其视为一种宣传。早在2月，中共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时，国民党就开始琢磨林到渝后的对策，其中就含一个毫无诚意的谈判原则，即“注重其宣传性，而不期待其成功”。谈判之初，国民党方面多次为难，先以中共提出条件太多为由，拒绝转呈蒋介石。中共据此将原提案的20条改为12条，小问题改为备忘录。提案集中于抗日和国共合作问题，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政治，承认中共及抗日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中共军队至少给5个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地方政府等。对于这些要求，国民党仍不接受。

几日后，国民党亮出了自己的提案。用周恩来后来揭露的那样，国民党提案“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哪里就必须到哪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中共自然无法接受如此苛刻且没有诚意的条件，于是林伯渠致信张治中和王世杰，指责他们妨碍了谈判。几日后，张治中、王世杰复信林伯渠，表示国民党提案不变。谈判成为僵局。

僵局之外，国民党还在思考如何推卸责任。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其宣传部部长梁寒操标榜，国民党中央“始终以最大诚恳，宽容与忍耐，谋谈判之成功”。为了澄清是非，8月12日周恩来回应道，真正导致谈判无果的是“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只有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这里，周恩来道出了战后政权重建的最大障碍，即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民主。周恩来的话也提示了另一个问题，民主政治该以何具体形式实现？国民党也常常以此“诟病”中共。8月王世杰赴延安谈判时曾言：“在抗战结束后一年以内，实行宪政，予各党派以同等地位，此种申示，意义较为明豁，亦较为具体，倘中共欲予此种申示之外，更标举若干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如‘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自由’等等，于事实究竟有何裨益。”显然，中共需要明确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为民主建国提供更明晰的方向和道路，也可以此揭露国民党借民主太宽泛而不愿实行民主的真实面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