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临时中央那些年轻领导人，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并不了解中国国情和敌我力量对比，就生吞活剥苏联经验，用主观想象和照搬的教条去指导中国革命。他们认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与地主军阀的封建剥削，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形势。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革命力量已经压倒反革命力量，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要准备党的组织与党员去迎接行将到来的伟大的阶级决战。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争斗，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

在这种狂热情绪推动下，他们给中央苏区发去指示，要求红军进攻江西中心城市。这实在是一个冒险政策。

此时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进入苏区。1932年1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开会讨论临时中央提出的攻打南昌问题。务实的周恩来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国民党重兵固守坚城，红军又缺乏攻坚武器，因此不能去打南昌。周恩来同意并回复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答复：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话说到这个程度，看来不去攻打城市就会被扣上违抗中央的帽子。于是苏区中央局会议就讨论究竟是打抚州、打吉安还是打赣州。多数人认为三个城市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比较孤立，于是会议又变成讨论如何打赣州。但毛泽东仍然不同意打赣州，他认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敌之必守，且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苏区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还是决定打赣州。时任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后来回忆：“我开始时也不赞成，后来中央一再来电，于是我又动摇，变成赞成打赣州了。”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训令要求红军攻取赣州，并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当时有人还说：打下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然而，即使是有彭德怀这样的猛将指挥，红军攻打赣州长达33天，不但城未攻下，自己伤亡达3000多人。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既然打赣州不行，那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行动呢？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但有人认为还要继续打赣州，有人认为要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向湖南进军。会议虽然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但也没有接受继续打赣州或进军湖南的错误观点，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分成西路军和中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又有了指挥红军的机会，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率中路军北上。

在行军过程中，毛泽东得知闽西的红军连克两县，国民党地方部队溃退到广东。根据敌情变化，他提出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因为福建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之地。周恩来经过研究，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

毛泽东当时的观点是：向北的话南昌敌人强大，向南会与广东军阀顶牛，向西有赣江阻隔，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在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3月底，他又向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因为兹事体大，周恩来亲自从瑞金赶到长汀，与毛泽东等开会研究此事，并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4月10日，毛泽东指挥红一军团攻占龙岩城。19日，红军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敌人阵地，守军连夜弃城而逃。20日，红军占领漳州城。此役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2架飞机，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一个半月，筹款达100多万元。

同样是攻打城市，一个月前红军打赣州没打下来，吃了大苦头，一个月后打漳州却打下来了，吃了大甜头。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因为赣州易守难攻，敌人强大，漳州地势易攻难守，敌人薄弱。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后来总结说：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