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原先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岁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王明以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组党的领导”，进一步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不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又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是同共产国际直接干预分不开的。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虽然几次受到批评，但始终未能在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当王明等人脱离实际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对他们的错误主张失去清醒认识和抵制能力。这种状况，反映了党仍然处于幼年时期的一些特点。

王明等人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但他们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王明认为“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左”，倒是“右倾”，是“否认了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要求继续打击中间营垒，强调推行“进攻路线”。整个来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比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更坚决，形态上也更完备，并且更有“理论”色彩，因而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系列非常的情况。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一批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党的重要干部，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出党。接着顾顺章叛变、向忠发叛变，同年9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即临时中央），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卢福坦三人担任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10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12月上旬，周恩来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总的来说，1931年是一个比较具有标志性的年份，一方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东三省人民流离失所。另一方面，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的消极不抵抗政策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勇敢地站出来，带领人民群众掀起了长达14年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一步步带领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