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29年3月20日，前委汀州会议决定，在赣南、闽西20余县实行公开武装割据，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此时形势趋于稳定，红军发展态势非常之好。然而，在此前后，红四军党内逐渐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持续发酵，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日益滋长、泛滥，部队思想处于一种动荡混乱状态。红四军内部矛盾最终激化，聚焦在了关于军委的设置问题的争论，也就是前委、军委之争。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党组织有三个：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也是毛泽东；红四军军委，毛泽东当过书记，后来，朱德和陈毅也分别当过书记。中央规定“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2月初，在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由于特殊时期为提高决策效率而取消军委。前委“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在3月底，军委设置问题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军事上多次失利，政治工作有些弱化。红军在游击状态中产生诸多错误思想，又由于红四军自下山以后，连续作战，且频遭强敌追击，部队中军阀残余、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有所抬头。一些指挥员热衷于太平天国式草寇生活，不愿做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加上旧军队带来的影响制约了共产党对军队领导权的建立。另外，当年随朱德上井冈山的湘南农军，在半年内被遣返了7000余人，离开井冈山后死伤惨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始终没有作出结论，影响了红四军领导之间的团结。

二是中央“二月来信”带来的负面影响。1929年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央交通员区寿昌送来的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来信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到中央去，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这封来信在红四军中造成了负面影响，广大红四军将士都觉得中央不信任红四军，不让做强做大，还要把朱毛调走，于是部队议论纷纷，悲观情绪尤为严重。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致信中央，陈述己见。他从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出发，一方面批评了中央的错误指示，对形势估计得过于悲观，一方面提出，如中央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军，请速派刘伯承、恽代英二人接替。后来，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原议，收回了指示。

此外，红四军领导内部意见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以及从苏联归国的领导干部脱离实际干涉军务，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使问题趋于复杂化。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终于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分析了红四军党内斗争的历史、客观环境、来源及其表现，最后总结出，领导干部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焦点又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龙岩城后，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于当月下旬召开。在红四军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提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但是这个提议却未被与会的多数人接受。会议把毛泽东提出的“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并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次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军队。7月以后，毛泽东因疟疾病倒，转移到上杭、永定山区养病。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之后，部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极度削弱，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潮益发泛滥。朱德、陈毅等人对此深感忧虑，想着力整顿。（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