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七大胜利召开，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还未完全消遁，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枪炮声又似隐隐而来。

 （一）

1945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广播演讲，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以归政于全国的国民”等等。这些虚伪的表态只是他在新年第一天玩耍的政治骗局而已。

对于蒋介石的这些套路，中国共产党的心里明镜似的，针锋相对地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正确主张。周恩来于1月24日到达重庆进行谈判。由于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坚持不接受联合政府的主张，谈判反反复复，困难重重，一直持续到5月，结果是毫无结果。毛泽东对此指出，这次谈判虽然没有结果，但却有重要意义。每次谈判都对我们有益，每谈一次就孤立了一次顽固派。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历经磨难而逐渐成熟的政党在中国政治舞台的精彩演出，国民党蒋介石也好，支持他们的美国也好，乃至全世界，都实实在在做了一回观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西北，在延安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1928年党的六大到1945年党的七大，17年过去了，这是党的历史上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时间间隔最长的一次。其间，我们党多次准备召开七大。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即提出要召开七大，并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七大的主要任务，但由于国民党连续“围剿”红军和根据地，未能如期召开;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决定召开七大，并在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通过决议，提出七大的主题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1941年和1943年，中共中央两次讨论召开七大的问题，但都因战争环境和其他条件不成熟一再延期。

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总结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高度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系统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该决议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为七大的召开在思想上作了充分准备。

历史注定七大是一次不平凡的会议。

七大召开时，全国已发展党员121万名，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平均年龄36.5岁，最小的23岁，最大的69岁。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他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在大会上，毛泽东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任弼时、陈云等2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

大会的成果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历史性的。

——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并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系统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

——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

——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等。中共“五大书记”的叫法由此形成。

——通过了新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权威党史教科书中，对七大之前的历次党代表大会的评价，都指出了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唯有对七大，给予了全面的、高度的肯定，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全面成熟。特别是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全党的行动，开辟党领导人民革命和解放事业新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