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个伟大政党的破土而出绝不是轻轻松松的。

积时积势，终于迎来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在五四运动中，一个重要的事实发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运动的中心在由北京转向上海的同时，运动的主体也逐渐由学生转向工人。它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它带着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即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启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团结。

积思积理，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走在最前列的，依然是李大钊。1919年9月、11月，他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一些在海外留过学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如留日归来的杨匏安，于1919年11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也做了相当系统的介绍。留日学生李达还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出版。

当然，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愿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1919年7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放肆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胡适承认，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1919年8月他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所指导。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实际上，在这里，李大钊不仅是在有力批驳胡适，也是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

如果说问题与主义之争还主要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进行的话，那么，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应中国国情而与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除李大钊外，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人都纷纷撰文加入。这场争论持续一年多时间，从根本上讲，这是一次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甚至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

历史地看，论争不是坏事。在争论中，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推动了进步青年去认识、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一大批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首先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紧接着是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他还提到《共产党宣言》等3本书对他的影响。此外，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如董必武等也加入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来。这支信仰者的队伍一旦形成并逐渐扩大，彻底抛弃资本主义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便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选择，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信仰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