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4年的延安，走出了一批以林伯渠为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呼号的共产党人，也迎来了一批想要了解这个“神秘”地方的新鲜面孔。

延安“神秘”，大概源于国民党政府的全面封锁。时人曾言：“同情者将边区目为圣地，赞美作东方的自由光明乐土。反对者斥边区是封建割据形势，更把边区的一切批评得体无完肤。”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渴求揭开延安的真实面纱，多次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参观延安，但均未获允。1944年迎来了转机，在多方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同意记者参观延安的请求。6月的延安因此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即“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参观团由21人组成，其中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莫里斯·武道、夏南汗、普金科等6名外国记者来自美联社、路透社、合众社、塔斯社等，孔绍恺、张文伯、赵超构等9名中国记者来自《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这些媒体，可以说代表了中外的主流媒体，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中共中央也十分重视这次访问，认为这是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好机会。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主管接待工作，并成立延安交际处。交际处由杨尚昆担任处长，金城任副处长，要做到“言传出去，争取过来”。

参观团到延安后的第三日，朱德举办游园会欢迎中外记者。叶剑英代表朱德致辞欢迎。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发言：“来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很快乐……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次我们来到这里，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缝隙，使光线透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我们准备仔细地、客观地、精确地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这里的各种工作情形，并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爱泼斯坦说出了大家对参观延安的期待，也说出了期待实现的不易，引起了在场记者的共鸣，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这些记者没有食言。带着美好的印象，中外记者们回到重庆后，纷纷把采访的材料撰写成文章发表，或者写书出版。7月底开始，重庆各报陆续发表访问延安见闻，除《中央日报》《商务日报》作了歪曲、攻击性报道外，大多数记者的报道都比较客观、真实。武道在报道中写道：“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一代新人，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爱泼斯坦用对比的视角强调：“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福尔曼则断言：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人民的尊敬和合作来源于边区的民主。毛泽东在会见这些记者时坦言：“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边区轰轰烈烈的选举、各个阶层参与政治生活都被这些外国记者争相报告，民主延安跃然世人眼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