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加疯狂。敌华北方面军下达了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规定继续“以剿共为主”，实行“积极的不间断的作战讨伐”。

根据敌人的动向，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2月11日至25日，连续发出反“扫荡”作战的指示。华北敌后军民遵照上述指示，积极展开反“扫荡”作战。2月3日，日军以1.2万余人的兵力“扫荡”太行区，以7000余人的兵力“扫荡”太岳区，企图消灭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领导机关。八路军主力乘隙转入外线，1个月作战39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5月，敌发动第二次进攻，以2.5万余人“扫荡”太行北部，7000余人“扫荡”太岳南部地区。经过38天作战，八路军又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

在反“扫荡”中，中共北方局机关和八路军总部曾遭日军合围，经奋力战斗，终于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于5月25日在指挥作战中英勇牺牲。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名将殉国，全党为之悲痛。朱德总司令赋诗悼念：“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在晋西北，八路军粉碎了敌人集中900余兵力的“扫荡”。5月14日，日军1个大队600余人及伪军100余人奔袭驻兴县的晋西北党政军领导机关。晋西北军区抓住该敌孤军深入之机，在其受创后仓皇撤退之时，集中主力一部，于19日将敌围歼于兴县、岗县、临县交界处的田家会，共歼敌500余人。

在冀中根据地，5万日伪军进行了空前野蛮的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造成“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景象。在定县北疃村的地道里，日军用毒气毒死抗日军民800多人。冀中区军民开展了极为艰苦的反“扫荡”斗争，粉碎了日本侵略军“确保华北、先保平原”的企图。在5月、6月两个月中，毙伤日伪军1万余人。与此同时，冀东、冀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也展开反“扫荡”作战。

在对敌斗争中，抗日军民英勇顽强，机智灵活，创造了“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许多新的斗争形式。后来为人们家喻户晓的“敌后武工队”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八路军创造性地组织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深入敌占区。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肯定了这种斗争方式，决定进一步推广。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组织由军分区或旅统一领导的，由军队的连排干部、优秀战士及地方党政干部、翻译人员（有的地区还有日人反战团体成员）组成的武工队，深入敌后区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对敌斗争。太行、太岳和冀南3个地区，至8月底止，共抽调约1400人，组成了42支武工队。其中太行地区的武工队，按照“不大打，不硬打，积小胜为大胜，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仅在4月10日至18日的9天中，共进行战斗45次，毙伤日伪军310名，俘虏50名，摧垮伪组织“维持会”300余个，镇压死心事敌的汉奸400余名，隐蔽地开辟和恢复了有5万人口的游击根据地。组织武工队，对挫败日伪军的“治安强化运动”，粉碎其“扫荡”“蚕食”、封锁，恢复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