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然而，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红军不是处于劣势，敌人才是劣势。正当毛泽东率红军进攻龙岩、漳州时，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工作情况。常委们认为中央苏区的领导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毛泽东阻碍了中央路线的执行，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看来还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于是临时中央连发两封指示信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临时中央4月14日的指示信，不但重申1932年1月9日《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的论调，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显然，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无疑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一边在前方指挥红军打胜仗，一边却在后方被临时中央无端指责。

为什么临时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广大人民群众期盼抗日保家卫国之际，却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这样不得人心的口号，将苏联利益置于中华民族利益之上呢？除了与当时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有关。毛泽东后来说他们“言必称希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题和任务，显然是有的放矢的。

虽然毛泽东此时坚持认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但苏区中央局却顶不住临时中央的一再批评，只好承认自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既然苏区中央局作出了这样的决议，毛泽东被中央局重用的机会越发渺茫。

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为应对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毛泽东率东路军回师赣南，红军也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却没有恢复总政委的职务。中央局并不打算把总政委一职留给在他们看来既右倾又自有主张的毛泽东，于是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7月下旬，在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在后方的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但中央局仍然坚持由周恩来兼任，大公无私的周恩来再次写信向中央局陈述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经过周恩来一再争取，8月上旬在兴国召开的中央局会议终于决定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对正处于困境中的毛泽东而言是非常可贵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