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波涛汹涌的一年。走进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中央根据地红一方面军节节胜利的反“围剿”战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共中央。当然，这一年最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还是九一八事变。 在红一方面军胜利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不久，1931初，蒋介石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20万军队，准备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3月28日，国民党南昌行营下达总攻击令，限各部4月1日开始分路向苏区攻击前进。红一方面军仍然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自1931年5月16日至31日，红军从富田开始，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自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共歼敌3万多人，顺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并进一步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眼看着第二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不肯善罢甘休，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6月间自任“围剿”军总司令， 7月1日，蒋介石、何应钦坐镇南昌，指挥23师又3个旅共30万人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起第三次“围剿”。蒋介石聘请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以嫡系部队5个师为主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分兵两路展开钳形攻势，向赣南、闽西的红军根据地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赣江东岸。1931年9月2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的国民党军，在根据地军民连续打击下，全线撤退。红一方面军乘机对退却之敌实施追击和截击，进一步扩大战果。1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江西兴国县方石岭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第九师炮兵团和一个步兵营，俘敌5000余人，缴各种枪4500余支，子弹120余万发。至此，红一方面军历经三个月作战，六战六捷，共歼敌17个团3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又一次粉碎了由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的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此次“围剿”被粉碎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跨20余县的广大地区。 红一方面军连续3次反“围剿”的胜利，对国民党军队造成重大打击。由于受到红军反“围剿”胜利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推动，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于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宁都起义是党领导的一次非常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第二十六路军这样有较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在战场上起义，投向红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 这时，其他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胜利，在鄂豫皖，从1930年冬到1931年夏，红军先后打破国民党军队两次“围剿”。1931年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近3万人。这是继红一方面军之后组建的另一支具有战役作战能力的重要部队。在湘鄂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取得反“围剿”的胜利，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大约与此同时及稍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经过艰苦斗争，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后经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展为陕甘根据地，使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布局发生了变化，不仅在南方有革命根据地，北方也有了革命根据地。这对中国革命后来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中国工农红军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数倍甚至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是由于根据地广大贫苦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得了土地，踊跃参军，从多方面支持革命战争。没有广大贫苦农民的全力支持，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些胜利同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者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是分不开的。红军作战的原则主要是：以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依托根据地作战；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打速决战、歼灭战；不失时机地实行进攻，扩大战果。在这个过程中，实行正规军、游击队和赤卫队相结合，使主力红军的战争与人民的游击战争互为左右手。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的装备去战胜强大的敌人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杰出贡献。这些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才逐步形成的，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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