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据萧克回忆：“当时的士兵干部都有这样感觉，毛党代表在时，队伍多，工作好。想念毛泽东同志，希望他回到红四军，这是全军的普遍要求。”

1929年7月，前委接到中央来信，要求“派一得力同志”到上海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决定派陈毅前去上海。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报告，接着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一起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研究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行动方向。

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八大”召开， 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统一全军思想。但是，会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没有拿出一个成熟的意见，而是让大家自由讨论，结果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无组织状况地开了3天”，对一切问题都“毫无结果”。这时，大家深感，因为毛泽东的离开，“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

军事上的挫折随之而来。10月13日，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共中央指示：要红四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10月20日，红四军兵分3路拥入广东东江地区，入粤第一仗即遭受沉重打击。随后红四军又冒进攻打梅县，“合计损失1000多人”。

军内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将毛泽东请回来。在毛泽东的复职问题上，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担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联系整个红军的建设经验，针对红四军的问题作了详细指示，并委托陈毅根据他谈话的内容和中央军事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意见，以及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为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成为一个对红四军乃至全国红军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史称《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规定红军的根本任务有3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但是“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回来后，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朱德表示完全赞同，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遵照中央指示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他还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当时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进而表达了歉意，这样就与陈毅、朱德消除了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自此，红四军高级领导之间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待续）